Yann | Tardis

阿拉米斯，或对技术的爱 Aramis ou l’amour des techniques 布鲁诺·拉图尔 Bruno Latour 马雅（译） 9787559890160 很神奇的一本书，我也不能确定这算是一本虚构小说，还是非虚构小说，还是纪实小说，还是纪实报告文学。主题讲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有一种新型的公交车，叫做阿拉米斯，但是若干年后又消失了。然后这本书就是从现在回过去去试图理解为什么阿拉米斯会消失，是谁杀死了阿拉米斯。文中充斥着对相关人员的访谈、第一视角对事件的评论、参与研究的整个过程等等。 可以想到用这种多线条多维度来讲一个探案的故事，且探案的死者不是人是一种科技发明，真的蛮厉害的。而且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多维度的解析，不是空穴来风，不管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还是政治经济学的角度，都是很专业的，甚至上升到了哲学的层面。而且还有很多我以前从没见过的方法论，比如用文字定义的方法来描述事物本身，再用文学批评的方法来审视这些文字定义。 但是我自己也不确定到底有没有读懂这本书。首先我对于阿拉米斯的历史及兴亡本来一无所知、从这本书里获取的理解也只是一知半解。但似乎这并不重要，因为这本书的主角可以是阿拉米斯，也可以是诺基亚手机、或者任何有其生命周期的产物。我另外觉得没看懂的是它的发展与众多视角分析的关系，盲人摸象固然看不清全貌，多角度多维度的分析也反而把一个东西变得更难以理解了，当然我也不是说难以理解是不好的。 我先讲下一我读完整本书以后理解的阿拉米斯是什么（更多的是前期的定义）。就是人要用交通工具了，会有一个很小单位的车来接，然后车会再挂到一个从不停止快速运行的大车上。到了目的地，人可以在一个很小单位的车从大车上脱离再行驶到目的地。后期从什么时候开始，同样叫阿拉米斯的这个项目变成了变的什么，或者说同一个名字下面，其内涵发生了变化，我也理不清楚了。 一开始的时候，我会把阿拉米斯和工作中的某一种新的产物做类比，那同样也可以类比遇到的问题/踩过的坑。阿拉米斯在初期遇到的问题，比如政府的支持、车厢之间的物理连接与断连、未来交通规划发展的不确定性，这些我都可以类比到，但是后面再往深里发展，事情就变得越发复杂和自成一体。 然后我发现，其实阿拉米斯比工作项目走的时候太前面了，工作项目简直无地自容。比如，评判一个东西是否成功的标准，应该不是那种可以“事后诸葛亮”的标准，而是在最初阶段就可以设定下来的那些“因”、而不是同因可能无数种可能的“果”。反过来说，如果结果决定了成与败，那成功和失败应该接受到一样的待遇。还有创新带来的便利，暗藏的代价是什么等等，这些看来比工作中的要复杂多了。 下面还是摘抄一些书里的精彩原文。 人和物交换属性、相互替代，这就是技术项目的魅力所在。 “服从”“授权”“监督”“允许”“通知”“探知”“宣布”“表决”“能够”，我们不要过于草率地判断这些用词是隐喻的、夸张的、拟人的还是技术的。在同一个项目中，被赋予兴趣的人和被招募来的机器并不仅仅是一起把项目从概念变为现实的。有些成员必须取代其他一些成员。例如，阿拉米斯不能像公共汽车或地铁那样由司机驾驶，因为每个车厢都是独立的——在项目初期，每辆车上只设计了四个座位。我们不可能在每辆车上都配备一名受工会保护的司机。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还不如直接送每个巴黎人一辆劳斯莱斯。因此，必须有一些没有工会当靠山的东西来取代司机。我们是选择具有“车载逻辑”（这个词真好听）的自动驾驶系统，还是选择全知全能的中央计算机？从人类到非人类，我们并不是直接从人际关系走向冷冰冰的技术。因为人类驾驶员的某些特性依然随他而来，并留在车上，或者要从中心获得。我们不会保留人类驾驶员的肉体，也不会保留他们的制服、帽子和利心直口快的性格，但我们会保留某些知识、某些力量、某些技能。这会显得很冰冷吗？不，倒不如说这改变是火热而富有争议的，就像服从、控制、授权、指令。配置自动驾驶系统虽然并不需要养老金和社保，但是需要距离探测器、指令和反指令（如果把它装在车上），需要传输和定位标记、信息和速度（如果把它设置在控制中心）。通过将驾驶员、自动驾驶系统和中央计算机的特性结合起来，我们的工程师正在定义一种性格。要让它自主还是全知？我们至少应该把哪些人类品质传输给它？我们应该赋予它哪些特征？它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感觉？是的，这的确是形而上学，拟人化（anthropomorphiques）的表达方式应该从字面上理解，而不是仅把它当作一个比喻，我们要把人类（anthropos）形式（morphos）赋予一个非人类，并决定其自由的边界在哪里。 如果不保持解释的对称性，任何人都无法跟踪一个技术项回。 如果我们说一个成功的项目从一开始就存在，因为它构思巧炒；而一个失败的项目之所以搁浅，因为它构思拙劣，那么我们等于什么也没说。我们只是在重复“成功”和“失败”这两个词，是在把两者的原因都归结于项目的开端，归结于它的构思。这就像说诺项尔奖获得者一出生就是天才。这种同义反复的究法只有在项目结束，我们坐在火炉旁时，在历史划分出失败和成功之后才能适用。这是一个舒适的位置，但也只是表面看来如此，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位置会颠倒过来：阿拉米斯可能成为——在芝加哥正在成为—21世纪的交通工具，而过时的 VAL 可能在里尔地区的赤字下消失。那么，到那时，这位抽烟斗的人有什么要说的呢？别以为他会放弃，他还会说：“阿拉米斯设计得很好，一下子就能看出来；而VAL 很老套，我一眼便知。”哦，自以为是的说教者！他们永远有理，但他们的理是最懦弱、最卑微的，因为谁是胜者，它就赞美谁。贝当之后是戴高乐，戴高乐之后是克耶，科蒂之后又是戴高乐。他们歪曲了“理”这么美好的词，用来奉承拍马。胜利者万岁，是的，失败者可就有祸了！ 不，荣誉和幸福属于失败者。失败和成功必须被对称地对待。无论它们在现实中是赢还是输，无论成为乌托邦还是成为物，这都不会改变它们的构想和它们的诞生，不会改变它们存在的第三天或第n天。所有项目在诞生时都蕴含着夭折。它们必须不断增加自己的存在才能成形，才能让讨论它的人和反对它的人相信它不断增强的严密性。没有哪个项目生来就是盈利、高效而出色的，即使是亚马孙河也不可能在源头处就那么宏大。在不改变解释原则的前提下，我们需要用爱陪伴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无论是在它们还只是工程师头脑中的小想法的时候，还是在它们变成我们不假思索地自动搭乘的列车的时候；反之，当纸上的旅客们习惯搭乘的纸上自动列车再次变回工程师头脑中漂浮的或曾经漂浮过的疯狂想法时，我们也要用始终如一的原则和始终如一的爱陪伴它们。是的，从客观性的极端到主观性的极端，再反过来，我们必须获得不带恐惧或指责地进行这种穿梭的能力。 有两种模式可以跟踪创新：线性模式和涡旋模式，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是传播模式和转译模式。 这两种轨迹非常不同。在第一种模式中，最初的想法灵光一現，就像是从朱庇特的大腿里冒出来的。然后，要么是其杰出的发明者为其推波助斓，要么是它从一开始就被赋予自动和自主的力盤，总之它顺利地被传播到世界各地。但世界并不总是接受它。某些被期头小利蒙蔽了双眼或对技术进步过于保守的群体妒忌这一美好的理念。他们让它退化、歪曲它、损害它。有时，他们甚至扼杀它。然而，在一些奇迹般的情况下，这种理念得以幸存，并成为人们心中闪耀的一簇脆弱的小火苗。最后，在一些对技术进步持开放态度的勇敢者的帮助下，这个理念取得了胜利，只需要一些微调就可以成功，这样伟大的成功会让那些无法认识它或接受它的人感到羞愧。这就是技术创新的英雄叙事，一个光明与黑暗并存的叙事。在这个故事中，原物是完整的，只能退化或原封不动地被保持——当然，世会有一点细节上的微调。这是一个宗教叙事、一个新教叙事、一个纯洁派叙事。 在第二种模式中，最初的想法并不重要。它也许只是从一个小玩意儿或小东西开始的，一开始缺乏说服力，也不真实，从一诞生就构思不周，也没什么精妙之处。第二个区别是，最初的小东西并不具备自主力量，也不是由天才发明家推着满世界跑的。它没有惯在，第三个区别以确兩个区期中米：它只有在引起菜个群称兴超的情况下才能行得通，而这些群体的兴翹是琐碎的还是广泛的，是向技术进步开放的还是坚决封闭的，这就绝对无法说清了。他们就是他们，他们要的就是他们要的东西。就这样。那么，怎么会有人对这玩意儿感兴趣呢？如我们所知，那就要用另一种方式和另一种语言来转译这些群体的兴趣。因此，第四个区别是：一个新的群体对项目产生兴趣时，它可能就会改变项目，也许是少许改变、大量改变、热情地改变或完全不改变。在转译模式中，所有传输都伴随转化—除非出现所有人都对项目意见一致的那种奇迹。因此，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不同点是：在经过大量的招募、移置和转化之后，项目才变成现实，才能具有它或许一开始就被赋予的完美性、盈利性、美观和效率。这是天主教的叙事。道成肉身的叙事。 阿拉米斯的叙事中有一些东西是第一种模式，而VAL 的故事中有一些东西则是第二种模式。 一个 技术项目并不在语境之中，它有时会强加给自己一个语镜，或者有时并不强加给自己一个语境。 我们没有必要按照某些人的愚蠢说法“将项目置于语境之中”，我们要跟踪的是项目如何将自身语境化或去语境化。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用灵活的小词“网络”取代僵化的大词“语境”。政治、经济、组织和技术的宏大叙事总是能达到目的：“政治上不可接受”“没有盈利”“社会阻挠”“效率低下”。确实，这些解释一直适用而且不会过时。因为它们本来就不是用来解释的—一如果那样的话，它们在接触恶劣和扭曲的环境时必定会丧失作用。而实际上，这些信口只不过是用来在人们之同传递，像玩传环游戏一样，音乐结来的时候谁手里拿着环，我们就指向谁，这样就摆脱了问题。 为了在可变本体论的世界中生存，技术项目的倡导者必须设想一些桥梁来暂时确保其稳定性。 行动者不会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由于他们相互定义，他们改变着本体论并互相提供各自的行动理论，因此他们的时间连续性无法得到保证。要想说明哈姆雷特在第一幕与第五幕中是同一个人物，或者第一章的巴黎公共交通管理局与第五章的巴黎公共交通管理局是“同一个”，或者1982年的马特拉和 1985年的马特拉是同一家公司，我们必须努力，必须强加解释，确保连续性，招募忠诚的盟友。因此，不仅行动者的尺寸可变，目标可以重新协商，而且他们的同位性（isotopie）本身就是操作的结果。行动者并不比项目本身有更多的惯性。 “好了，我们已经找到了谜底，”我热情洋溢地说，“前期基础研究的附带成果都是在项目失败后才产生的！整个项目其实是研究性的。他们放弃了这项技术，认为它会自己照顾自己，它是自主的，他们认之后我们就会看到结果，认为它必须受到保护，才能免受环境影响。” “是的，他们真的把技术和社会分开了！他们真的相信这两者之间存在完全的差异。更重要的是，他们，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相信技术哲学家对技术的看法！更有甚者，对他们来说，研究是不可能的，是不可想象的，协商和不确定性的运动本身就让他们反感。 他们认为研究意味着把钱扔出窗外，其实他们这样的做法才叫把钱扔出窗外呢。” “这是协商的不足！” “不，不，这是爱的不足。爱和研究是同一种运动，他们为了不损害阿拉米斯而抛弃了它，他们犯下的唯一罪过就是没能赋子阿拉米斯肉身。他们是顽固的实证主义者，他们认为灵魂和肉体是截然不同的。”我的老师喃喃自语，完全一副兴致勃勃的样子。